2014年春，欣闻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山东济南举行，并且已开通网上注册，马上行动，我的注册号的是c-0008，是较早注册的参会者。
2015年8月22日下午，我们乘火车前往济南，车上大多是中年汉子的乘务员，对每位乘客都称呼：“老师！”在未踏上齐鲁大地之前，便领略了孔孟之乡的礼貌。车到济南，乘接站车到达会议举行地山东大厦进行注册，在宽敞宏伟的大厅，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在注册，看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果然名不虚传，还没有正式开幕，国际氛围就已凸显出来。
8月23日下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会堂正式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表明国家对此次会议的重视。文艺演出环节，百人规模的山东大学民族乐团演奏了中国特色浓郁的乐曲，在《大宅门》中，大量运用京胡元素，使人领略了京腔京韵的高亢辽远。主题演讲开始之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提议全场起立，为被极端武装“伊斯兰国”杀害的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肃立默哀。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历史学家并没有置身世外，而是为我们守望着文明，诚如2015年1月22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新闻发布会的布告所言：History, our past and future，即，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未来。
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讲主题是：自然与人类历史。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德里亚·贾尔迪纳在“罗马世界的帝国主义、经济及生态”的主题演讲中，引用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的话：“山是大自然自己出于牢固维系地球框架而做出的内部零件，与此同时，也使她制服了河流与大海的暴力，大自然用自己做的最坚硬的物质去遏制她最不安分的因素，而我们去开采这些大山并心血来潮地运走它们……”，令人深思人类活动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关系。塞内加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马马杜·法勒的主题演讲“自然和历史：一种非洲本土世界的建构”，使人联想起《狮子王》中广袤辽阔的非洲土地。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在“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中，借用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与妻子——著名女画家管道升的爱情故事，“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来形容人与自然的悲欢离合。晚上，规模宏大的欢迎晚宴在山东大厦金色大厅和南郊宾馆蓝色大厅举行。
8月24日白天，大会分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和“书写情感的历史”两个主题会议举行，我参加了后者。会议的召集人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情感史高级研究中心，看来对国内学者稍感陌生的情感史，在国外已发展的较为成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Laurence Fontaine的“欧洲近代早期的情感经济”，杜伦大学Andrea Noble的“在墨西哥感受法则：殖民语境下的哭泣”，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Benno Gammerl的“塑造了同性恋者身体的爱情？20世纪的视角”和捷克帕拉茨基大学Radmila Švaříčková Slabáková博士的“自我文献的情感与记忆：从来往信件到口述历史”，使与会者体味了情感史的多重维度，特别是Slabáková博士提到的ego-documents，令人印象深刻，她以日记、信件和口述记载为研究对象，抓住其中的悲伤、痛苦等感情，揭示出记忆情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牛津大学出版社参加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文化展示长廊，其中就有2015年刚从德文被译成英文的Jan Plamper的The History ofEmotions: An Introduction，由于与该主题会议的议题极为相关，我就购买了此书，粗翻此书的图片，有小布什流泪的照片，看来即使细微的情感变化，也进入了情感史捕捉的视野。国内学者熟知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睛佳也在2015年8月23日《光明日报》第6版发表“当代史学的‘情感转折’”，介绍了情感史在西方的发展概况。后来，在会议茶憩，我又碰上Slabáková博士，我向她展示了我刚买的TheHistory of Emotions，她说她已经看过这本书了。我问她：情感史研究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有什么区别？Slabáková博士说：弗洛伊德主要研究的是梦境，对情感史研究很有帮助，但是现在情感史研究已有多种路径进行探索，不仅仅是梦境了。我接着问：博士，您在研究中使用了著名人士的日记，那么您会不会也使用身份较低人物的“自我文献”？Slabáková博士回答道：由于著名人士的文献保存较多，所以在研究中会首先关注，但是身份较低人物的文献也会在情感史研究中运用。会议结束时，竟与Slabáková博士再次相逢，衷心感谢她耐心细致的解答。
晚间会议的题目为：“价值的转变与转变的价值：口述史中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迁”，芬兰议会图书馆议会口述史档案馆Joni Krekola的“内部代议制民主：芬兰资深议员口述史访谈的特色”令人印象深刻，芬兰资深议员口述史访谈项目针对刚离职的议员，访谈人数众多，不仅对历史研究，而且对现实政治都有所裨益。
8月25日白天，大会依然分为两个同时举行的主题会议，分别是“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和“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我同样参加了后者。很高兴听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Adam Kosto的演讲，因为他演讲的题目是“数字发展：中世纪欧洲外交史料”，正好与我的专业相关，而且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中世纪史学家，并不多见。Kosto教授讲述了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外交史料的数字化处理，数字化处理之后，能发现些新的问题。在提问环节，我问道：教授是否熟悉中世纪早期英格兰史料的数字处理状况？比如Anglo-Saxon Charters和Domesday Book；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是为了保护文献，还是为了更便利地利用文献？抑或对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之后，能有些新的发现呢？Kosto教授以自己熟悉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外交史进行了回答。罗马大学的Silvia Orlandi教授对我的问题进行了补充回答，她说：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兼具三个目标，即保护文献，更方便地利用文献，以及发展新的问题。Orlandi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古希腊与拉丁文铭文欧洲网络数据库（EAGLE）：数字时代的古老铭文”，非常感谢她的回答。会后，我与Kosto教授聊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他向我推荐Carol Symes教授的A Common Stage: Theaterand Public Life in Medieval Arras，说此书对public space有独到见解。在本场主题会议举行期间，总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欧洲男士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对档案的数字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等会议结束时，就找不见他了。
晚间会议的题目是“全球范围内推动数字化的历史”，由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的Serge Noiret教授主持，他兼任国际公共史学会主席。发言人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Patrick Murray-John，他似乎是本次国际史学大会上唯一一位长发披肩的男士。在白天主题会议上频繁提问的那位高大威猛的欧洲男士，也出现在晚间会议，他照例也提了问题，只是会议结束时，被我截住了。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说明档案数字化的优点，他也承认档案的数字化确实有助于便捷地利用档案，但是电子化保存档案比只保存纸本要昂贵的多。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这位威猛先生竟是挪威卑尔根市档案局局长Arne Skivenes先生，他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史为案，这也和他从事的工作非常贴切。史为案先生会用中文读自己的名字，也会几个简单的日常用语，但是听不懂别人用中文说的话。史为案先生是大会的积极参与者，在多场会议上，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8月26日、27日和28日，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题会议、联合会议、圆桌会议、特别会议，以及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会议和直属组织会议的时间，大会每天被分成40组以上，就广泛的议题展开了讨论。26日上午，我参加了第14场专题会议，其议题是“在放逐中书写历史：结构、议程、个性”。我的目的是拜会一下意大利东皮埃蒙特大学Edoardo Tortarolo教授，他是南京大学一位博士同学的国外联合培养导师，这位同学让我问一下教授，他在中国是否需要帮助。Tortarolo教授说他已经适应大会的安排，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意。与教授告别后，我又到第一场专题会议“书写行为与书写文化的历史”去旁听，但是只能听一半了。
26日中午，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文化展示长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罗伯特·斯旺森教授不期而遇，分外高兴，和教授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我2009年出国时，正是斯旺森教授发的邀请函，我在伯明翰期间，教授多有关照，并两次请我们上他家里做客，圣诞节前夕，还带我们游览伯明翰著名的Aston Hall，它曾用作英王的行宫，英国内战期间被焚毁，之后又重建，Aston Hall独具特色的烛光游览，极富盛名。由于中午休息时间很短，我和教授约好回头再聊。
26日下午，我参加的是第19场专题会议，其议题是“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对比较文化史的贡献”，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上海世博会及城市未来”，他以丰富生动的例子阐明了世博会对上海发展的影响，提及“绿色建筑”等有趣问题，指出中国城市面临由劳动型城镇化向智力型城镇化的转变，进而将《孟子》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演绎为“劳心城市治人，劳力城市治于人”，建议上海向“劳心城市”发展。瑞士弗里堡大学的Claude Hauser教授也是本场专题会议的发言人之一，茶憩时，我向他探寻曾在弗里堡大学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阎宗临教授的情况，因为正在读阎守诚先生为其父写的传记《阎宗临传》，可能由于中文姓名发音的关系，Hauser教授说他并不清楚，不过，他指导的学生正在研究曾在弗里堡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26日晚上，是首届“国际历史学会—积家国际历史学奖”颁奖典礼，来自法国的塞尔日·格鲁津斯基教授摘取了这顶“史学诺贝尔奖”的桂冠。不过，我并没有参加颁奖典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也为史学工作者的小聚提供了机会，我和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几个同仁一起去喝茶，谁说学历史的就不文艺范儿？品饮间我们谈论最多的是黄易的《大唐双龙传》和《蒋勋细说红楼梦》，也提到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27日上午，我参加了第25场专题会议，其议题是“宗教研究在理解古代历史中的作用”。会议开始前，碰上四川大学的三浦国雄（Miura Kunio）教授和山东大学的西山尚志（Nishiyama Hisashi）老师，我向他们询问已松总三郎的情况。已松总三郎是1939年河南省辉县伪县长白雪亭在《治辉一年报告书》中提到的日本顾问，该书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日图书馆。两位学者说如果有已松总三郎的消息时，会和我联系。四川大学姜生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汉代《山海经》信仰的传承：来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的证据”，由于帛画较大，难以在电脑上全面清晰地展示，所以姜生教授展示了三幅巨大的T型帛画，一幅彩色，一幅白描，一幅示意，让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看来，电脑有时也并不是万能的。四川大学冯渝杰老师演讲的题目是“传达天意的管理者：东汉末年隐士的政治参与”，我感兴趣的是唐朝的隐士，唐诗中曾描述，读书人如果当时无望仕途，就到终南山归隐，归隐的目的是成为著名隐士，这样朝廷就可以征召他们入世，他们目前的隐是为了将来的不隐，所以我的问题是东汉的隐士与唐朝的隐士之间有联系么？冯老师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7日下午，我参加了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之一——国际基督教史研究委员会的第一场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本土化”。美国霍普学院华裔学者Gloria Tseng演讲的题目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她列举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著名学者，说明他们在中国基督教本土化中的作用。提问环节，我的问题是：中国教堂老年人居多，那么这是否有利于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Tseng女士说当然是教堂中年青人多了更有利，因为年轻人有精力，并根据自己的经历，说中国教堂中的年轻人要比美国的多些。然而，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庞大的人口，计算一下教堂中年青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再加上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恐怕Tseng女士的说法还是要再斟酌一下。既然是基督教史的会议，就可能碰上宗教人士，茶憩时，我就碰上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的Anton M. Pazos先生，他就是一位天主教人士。
27日的晚间会议，是“全球联络：下一代（墙报）”，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面向全球征集研究生创作的墙报，邀请优秀墙报的作者参会，我认识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陆一歌博士的墙报就入选了优秀墙报。27日下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给优秀墙报创作者留出90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墙报前向观众做进一步的解说。这次的晚间会议，由四位评议人对一些精选的墙报进行评议，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评议人细心点评，创作者认真聆听，点评结束后，与会者久久不愿离去，又在感兴趣的墙报前，与创作者，与点评人，与感兴趣的观众进行探讨。这种使研究生、点评学者以及热心观众充分交流的组织方式，效果良好，值得借鉴，毕竟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古老的历史学科更是如此。
28日上午，我参加了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之一——国际历史教学法学会的第二场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历史教育中诚信观念的重要性”，英国东盎格利亚大学Terry Haydn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诚信：学校历史教育中被忽视的一面”，由于我要约斯旺森教授共进午餐，因此茶憩时没能请教Haydn先生一些我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约好用邮件联系。
28日中午，斯旺森教授、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共进午餐，我有幸作陪，两位教授商讨了进一步合作的前景。我则和教授聊起了伯明翰的往事，伯明翰大学曾是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史研究的重镇，但2014年泰斗级的尼古拉斯·布鲁克斯教授去世，另一员悍将Steven Basset也于2011年退休，目前伯明翰大学历史系竟没有一位专门研究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史的学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布鲁克斯教授生前雄心勃勃地整理Anglo-Saxon Charters的计划，也由于缺乏资金，出版周期拖长，更令人徒生无限感慨！
28日下午，我先跑到南郊宾馆，参加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之一——写作、阅读和出版史研究会的第三场会议：“书本和出版史研究的跨国视角”，由于会议语言是法文，对我而言无异是天书，所以又折回山东大厦，参加了国际历史学会直属组织之一——国际公共史学联合会的第三场会议，题目是“数字化公共史学”，美国西弗罗里达大学Patrick Moore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类应用软件《下个出口的历史》的多面孔：教室与社区”，介绍了将智能手机app应用于公共史学的案例。提问环节，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并提出我的疑惑：我认识一个民间收藏人士，他收集有千余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物品，每次访客到他家里，总要穿上日军制服，挥舞日军武器，他们认为这就是抗日战争，可是由于收藏者是退伍军人，文化水平不高，他竟不能释读已收藏的一块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石碑，所以有些错误的知识在他们中流传。因此我问：公共史学的领导者是历史学家、历史教师，还是收藏家？公共史学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一些关于历史的知识，还是要传播正确的知识，进而有新的发现呢？围绕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想不到，一位日本学者也参加了这场会议，他就是日本东北大学的小田中直树教授，会后，他主动找到我，讨论我在会议期间的提问。我当然不会错过向教授询问有关已松总三郎的情况，教授非常热情，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日文Google中搜索。教授说在日文中，已松总三郎，有时会被写作乙松悦三郎，只是日文Google中也没有明确的线索，教授说如有消息会和我联系的。小田中直树教授来自日本的仙台，于是我们就聊起曾在仙台求学的鲁迅先生，以及他的名作《藤野先生》，教授对两人都很熟悉，侃侃而谈，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28日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近尾声，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离会，但是以“历史和伦理”为题的晚间会议依然吸引了大批听众，诺大的山东大厦山东能源厅已经坐满了，有些人只能站在后排，主办方不得不临时运来些椅子。会议召集人为韩国学者，主题发言人为德国学者，题目是“历史学的跨国转向——新的伦理挑战”，四位评议人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土耳其和日本，小田中直树教授即为日方评议人，这种使多国学者参与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该议题的跨国性。会议的间歇，我偶然碰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女士，以及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先生，便请求与他们合影留念，他们爽快地答应了，这真是一个大惊喜！本场晚间会议，是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最后一场学术讨论会，历时六天的史学盛宴即将拉上帷幕。
8月29日中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圣昆仑音乐厅举行，由于到会场较早，我们便到山东大学正门附近的书店看了一下。等我们返回会场时，圣昆仑音乐厅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到分会场观看了直播。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女士为研究生墙报的两名优胜者颁奖，中国历史学会主席张海鹏教授则自豪地说，中国兑现了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的承诺，办好了这次大会！午餐时，碰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两位博士生，一位是地道的韩国人，一位则是日本人，离别之际，一个中国人，一个韩国人，一个日本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英语是我们共同的交流媒介，不能不感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神奇！
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山东大学课题组翻译出版了前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1898—2000）》，书中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当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时候，在中国传统文化浓郁的齐鲁大地、孔孟之乡，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到这个“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中，意义非凡，值得纪念。
与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女士、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先生合影